◎德布藍恩（平和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
莊璉貞（平和社區教保服務中心老師）
▶ 德布藍恩：部落自辦教育的處境與青年老師的挑戰
比悠瑪部落位於屏東縣泰武鄉平和村，從前部落內沒有任何托育機構，二○○八年社區發展協會成立部落托育班，即在自己的部落裡照顧部落幼兒。設立之初，為減少部落遊蕩孩子發生危險的機會是主因。只是二○○九年下半年，因為托育經驗的累積、因為貼近部落生活，托育班教師們認真思考：既是在部落做托育工作，回歸部落的生活模式才是孩子應該要學習的事情。
為此，有資深經驗的老師帶著年輕老師一起和孩子們接近土地、部落生活、部落族人。我們開始參與部落族人種植小米、芋頭、紅藜等傳統作物。也開始參與部落婚禮、喪禮、收穫祭各等項部落事務。特別的是，我們也開始恢復以族語做為我們跟孩子的溝通橋樑；這是希望把耗損多年即將斷裂的橋，再補強並加上新材質使其更穩固。托育班成立兩、三年間，正興奮著、開心著找到恢復部落文化、修補裂橋的方法時，我們遭遇挑戰。二○一二年兩位資深老師先後離開教保中心，於是年輕老師在對母體文化語言無知的極大壓力下，用自己的方式跌跌撞撞一路走到現在。
從兩張附表可以看出，兩位資深教師離開後，留下的都是八○年代後出生的教師。這些老師雖是來自在地，但在他們出生時，部落族人、他們的父母為了生存，已經離鄉背井開始都市生活，遠離自己的母體文化。從歷年收托幼兒的年齡層來看，平和部落的教保中心留不住大班的孩子，年輕家長仍舊有著重視認知教育，認為外面的幼兒園、國幼班才有競爭力的迷思。
※更正：2016年小班幼兒人數應為16人，160人為誤植。
目前我們共有四位老師，平均年齡才二十七歲左右，這些年輕世代的教師沒有四五年級部落族人幼小時的傳統文化生活，沒有整日耳濡目染的族語生活。但是回到部落生活，成為部落幼兒的教師，年輕教師除了要面對部落族人落實族語教育的要求，接受自己淺薄的部落文化經驗，還要抵抗主流世界各項新潮的教育模式，幼教資格與族語認證的要求。在這麼多重壓力之下，老師們大可雙手一攤，離開這裡，到外地工作。但是因為每日的部落生活體會，因為累積與孩子相互的了解，因為與部落家長、耆老們的談話與深刻諮詢共學而堆積的情意，我們的年輕教師留了下來。她們決定帶著不太深厚的文化經驗，繼續用自己累積的經驗、堆積的情感，族人的支持繼續修補、重建那座連結部落孩子與部落文化的殘破卻耐得住的橋。
▶ 莊璉貞：我為什麼不離開？因為有很多人一起走
從原本的「平和部落托育班」到「蝴蝶班」，再到「平和社區互助教保服務中心」，我一路回想，千言萬語；經歷了工作者的來來去去，我一直在這服務當中。
由部落所慢慢建立的部落托育班，一開始是為了一起照顧孩子，分擔家庭的照顧負擔，讓家長可以安心去上班，vuvu（排灣族語中的阿公、阿嬤，及孫子、孫女同樣都用vuvu一詞稱呼，指的是老人家還是小孩子視語境而定）們可以喘息。後來為了讓大家都能留住自己的語言和文化，我們做了改變，將教學模式從一般的國語轉化成我們自己的排灣族語及部落文化為主。那時有資深老師的主導與帶領，語言、文化樣樣都要跟上資深老師的腳步。一天一天地累積到真的有初級的程度了，這時資深老師告知我們：他要先走了（到別的學校服務）時，我開始不知所措的想…我還是要留下來啊！帶這些部落需要照顧的孩子們。
我扛起了主任的責任，和其他年輕老師一起度過這「破掉」的橋。當時的我們經驗不足、對族語文化的認識也不夠，但我們真的一起走了這一座橋，一路上很吃力，也消耗了很多精力，我們互相勉勵對方。結果有天，老師們不願意再走下去了，回頭說：「我們不能和你一起走過去了。」又對我說：「加油！」我聽到，心好痛的哭了。我最記得的是我坐在辦公室，老師們全回家了，我一個人想：我一個人可以帶起部落托育班嗎？我讓自己一個人放聲大哭，沒有人知道和看到；最終，我還是一個人繼續走下去。
當開始有放棄的念頭時，我想起其他托育班和部落互助托育行動聯盟、社區發展協會的同仁們，才安慰了自己，原來旁邊有其他夥伴也跟著我一起，並不是只有我一個人。還有托育班的孩子們、家長們也一同地走在一起。所以我不難過了，我開始去想我該怎麼走下去：首先，我要慢慢的建立和家長的關係，對教保中心有信心。我開始去嘗試、面對所有的開會、採訪、研習、試教、族語等等，遇到困難也會想盡辦法去解決。
過程中也曾遭遇各式各樣的壓力與挑戰，但我很開心，一路上都走得很平穩，關關難過關關過，我們自己學習到得最多。像是和vuvu們一起種植小米等各種作物，還有將部落裡的動植物、豐年祭、傳說故事、生活各方面設計成教學主題，這些都是很棒的經驗。
一句話來濃縮我這七年半的經驗：
vuvu就是我們的智慧，是我們的財產，我們要做大vuvu和小vuvu之間的橋樑。
☛ 本文原載於《人本教育札記》第 322 期
☛ 圖片提供／平和社區教保服務中心
